法的地方性与地方性的法关于法律地理学的一个(5)

三、大河上下的法

中国人习惯于把“长江”、“长城”放在一起说，我们也不妨这样处理。因此，讨论了长城内外的法，让我们接着讨论大河上下的法。就像“长城内外”一样，“大河上下”也是一个地理概念。“长城内外”大致是关于南北的划分，“大河上下”基本上是关于东西的划分：大河的上游是西，大河的下游是东。那么，大河上下的法，有什么样的地理特征呢？

先看长江。长江从源头到入海口，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地形、地貌。长江流经的区域，包括了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平原等多种不同的地理环境。长江的源头在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主要是藏区。藏区的法律是什么样子呢？有学者告诉我们，“在广大藏族聚居地，藏传佛教教义对人们的影响极其深厚，佛教戒律成为人们世代沿袭的行为准则。佛法原本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藏传佛教遵行以实现人间净土为目的的‘人间佛教’思想，要求佛教徒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身，广修自摄，六度以利乐众生。在藏民族全民信教的历史背景下，‘五戒’、‘十善’几乎成为所有人的行为准则”。从总体上看，“藏族习惯法是宗教教义的世俗化表述，在许多方面融入了更多的情、理因素，与现行国家制定法相比较，存在诸多冲突，主要体现在刑事制裁方面”。[12]这就是藏区法律的基本状况。从理论上说，国家制定法应当有效地适用于藏区。国家可以在藏区强制地适用所有的国家制定法，也可以强制性地排斥所有的藏族习惯法的适用。但是，在事实上，国家并没有这样做。即使是“坚硬”的“刑事制裁”方面的法律，都会在藏区变通执行。至于藏族习惯法的规则与逻辑，当然会得到更多的遵循。

这就是说，藏区的法，实为国家制定法与藏族习惯法的复合体。而且，在普通藏民的日常生活中，本民族的习惯法还会更多地充当藏民的行为规范——触犯刑法的人，无论在哪里，毕竟都是少数人或极少数的人。这就是“大河上头”或“大河上游”的法律状况：国家制定法主要充当了法律的表层，法律的内核主要是由习惯法来填充的。我个人的生活经验也可以验证这一点。我在成都生活、工作过很多年。成都平原往西是著名的都江堰，都江堰处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与成都平原的交汇处。我曾经好几次在都江堰附近观看西边的山，那是一些崇山峻岭，现在因为通公路了，当然可以顺利地开车进去。遥想19世纪以前，在公路没有开通之前，要想进入藏区，那是非常困难的，只有一些很小的骡马道可以供人出入。汉族地区的人很少、也很难进去藏区，藏区的人也很难出来。虽然也会有一些通商活动，比如把盐从汉地运到藏地，再把藏地的毛皮运出来。可以想象，除了这些商人之外，两个区域之间的大多数居民在日常生活方面基本上是隔绝的。地理上的隔绝导致了法律的分野：大河源头的法不同于大河中游或下游的法。

台湾地区的“中央研究院”有个人类学学者叫王明珂，他是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他写过一本书叫作《羌在汉藏之间》。[注]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这本书是对羌、汉、藏三种文化的一个阐释。书的名字起很很好，书名就包含了三个民族。然而，更加讨巧的是，在地理分布上，羌族确实也分布在汉族与藏族之间。汉族在东侧，藏族在西侧，在汉族和藏族之间，就生活着羌族人。他们既跟藏族人接近，也跟汉族人接近，是一种过渡状态的民族。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王明珂曾经写道：“这是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与川西平原相接的地方，在地理上呈现一‘皱折’带。它的东面是海拔约五百米的成都平原，西边是海拔三千六百米以上的高原。而这‘皱折’地带本身则是一道道南北向的高山纵谷，岷江、大渡河、雅砻江等江河流经其间。山巅常在海拔四千五至五千米，溪河流经的谷底则约在海拔一千五百至两千米之间。这是亿万年前青藏高原抬升并向东挤压造成的地理现象。羌族的家园便在此‘皱折’带的岷江上游——汶川、理县、茂县、松潘，以及东边湔江流域的北川、平武。”[13](P5-6)

关于汉族与藏族之间的羌族，俞荣根教授还主编过一本书叫《羌族习惯法》，专门论述羌族的习惯法。[注]俞荣根主编：《羌族习惯法》，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羌族习惯法就是一种具有浓厚地理特性的法。陈金全教授还主编过一本书叫《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注]陈金全主编：《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这些论著都有一个确定无疑的地理背景：那就是汉地与藏地之间的地理区域。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大河上下”之上游，其实也可以分成三个法律区域：藏地的法，羌地的法，汉地的法。三个地区的法当然有共性，譬如，都必须遵循国家制定的法，但是，三地之间的法必然有差异。在三地之间，法的差异似乎体现为民族之间的差异，其实更体现为地理上的差异。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民族的差异也受制于地理上的差异，地理决定了人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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