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地方性与地方性的法关于法律地理学的一个(4)

孟子的话告诉我们，礼仪、文明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仪、文明以及学术、思想的形成，都需要财富的支撑。游牧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富，就不可能形成三纲五常之类的礼仪，它的等级体系也不会太强。游牧民族尽管也有自己的首领，但是没有农耕文明地区繁琐的礼仪体系、等级体系，这是因为游牧民族的财富无法支撑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也发现，游牧民族曾经多次占领中原地区。北京是好几个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的首都。清朝是来自东北的满族建立的，以前也是在黑龙江边捕鱼、在大兴安岭打猎的渔猎民族。但是，满人占领北京、取得政权以后，逐渐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也读中国书，认同中国文化，学习华夏礼仪。

北魏开国皇帝是道武帝拓跋珪，他是鲜卑人。鲜卑族也是来自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拓跋珪在占领农耕地区并建立政权以后，他与汉族大臣李先有一段颇具典型意义的对话。据《北史》记载：“帝问先：‘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曰：‘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又问：‘朕欲集天下书籍，如何？’对曰：‘主之所好，集亦不难。’帝于是班制天下，经籍稍集。”[10](P641)什么是李先所说的经书呢？经书就是儒家的经典，即《诗》《书》《礼》《易》《春秋》。北魏时期还没有“四书”的说法，只有五经。五经之中，《诗》即《诗经》，共三百零五篇。《书》即《尚书》，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礼》包括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其中，《周礼》又叫《周官》，相当于周朝的行政法，它列举了三百多种官职的职能；《仪礼》记载着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等各种礼仪。《易》即《周易》或《易经》。钱钟书写过一篇文章叫《论易之三名》，他依据郑玄的《易赞》，主张“易”包括三种含义，即易简、变易和不易。[11](P3)还有《春秋》，传说是孔子整理的，是一本鲁国编年史。李先告诉道武帝说，只有读经书才行，这是最好的书。你看，一个游牧民族的皇帝到了中原，到了农耕地区，就要学习中原文化。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也是这样。他精通汉语，字写得不错，诗也写得很多。这是因为乾隆从小就有汉族老师教诲他，他深入地学习了中原农耕地区的文化。他作为皇帝，为什么不按照满族地区的制度、文化来治理国家呢？因为根本行不通。以法律为例，农耕地区的法律以不动产为根据，农耕地区的人喜欢买房、买田，人们世世代代在一个固定的地点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前，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自己所在的山庄或村落周围几十公里的范围。这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交往关系，从而奠定了农耕地区的法律的基础。这不是游牧民族的法律能够替代的。

“长城内外”虽然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用语，但是，如果将长城内外两边的法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法律，即农耕文明的法律和游牧地区的法律。似乎有人专门从地理的角度考证过，长城的线路走向，从东边的山海关到西边的嘉峪关，有很大一部分几乎是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高度重合的。这条线既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也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还是半湿润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尽管长城在秦朝以前就开始修建了，以后一直也在重修，但是它基本上是和我们现在所说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完全是重合的。长城以南地区，年降水量都超过了400毫米；长城以北地区，年降水量则少于400毫米。400毫米以下就只能长草，400毫米以上就可能形成一些河流，可以灌溉、种植庄稼。长城的修建，与地理、气候完全是相互关联的，这难道只是简单的巧合吗？不是的，这是人们的生存智慧的体现。因为人们看到，长城以北只能放牧，没法开垦种地。

有一篇小说叫《黑骏马》，发表在1982年的《十月》杂志上，作者是张承志。这篇小说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也叫《黑骏马》。这篇小说中描写了蒙古民族的生活。蒙古人民怎么生活，他们的价值观、交往规则是什么，在《黑骏马》这篇小说里面，都有深刻的体现。这篇小说其实也是对草原上的法律文化的一种描述。在传统中国的游牧民族中，文化相对简单、粗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则肯定是有的，但不大可能趋于精致、复杂。当然，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我去过内蒙古草原的一些地区，草原上如今也有很多大城市，城市也很漂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说，在传统中国，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就是长城。如果你愿意写一篇文章，描绘法律在长城内外的差异，那就是很好的法律地理学方面的选题。其实，以长城为主题，还可以做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比如说，长城的修建，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样巨大的工程，只能在农耕地区的政权的组织下才可能修建起来；游牧民族根本不可能修建出长城。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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