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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官地理文学解读李谔上书正文体的三重视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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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种自北朝而来的崇质轻文的倾向,入唐后渐趋缓和。唐初史臣在《隋书·文学传序》中,一面将南朝文风与其王朝兴亡混为一谈,称“格以延陵之听,盖
这种自北朝而来的崇质轻文的倾向,入唐后渐趋缓和。唐初史臣在《隋书·文学传序》中,一面将南朝文风与其王朝兴亡混为一谈,称“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一面又能超越南北之限,理性地评价南北文风之异,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10]魏徵等:《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在不否定北朝的基础上,对于南朝的文化认同,贞观时期重新拉开了大幕。隋初对文学的禁令,并未能最终打垮南朝的传统,只是留下了一些自相矛盾的烙印:李谔上书反对南朝骈俪之习,却仍不免抽黄对白;颜之推云“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11]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54页。,在认为学士方可明哲保身的背后,却蕴涵着文人高于学士之意;刘知幾云“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12]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页。,而其《史通》却以骈文掎摭史籍。文学,被政治压抑的声音,它从未真正消逝,在文质之间的博弈之后,逐渐走上了“文质斌斌,尽善尽美”[13]魏徵等:《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的道路。
四、余论
千载之后的异邦,有一位好文的君主,朝鲜正祖李祘,这样评价隋文帝和李谔:“隋文,胥吏也,所好所能,在于簿书期会,遂以文词为不可用而斥之欤?《三百篇》比兴,多取风云月露,未闻以此为风雅之疵。李谔之言,又何其谬欤!”①正祖:《弘斋全书》卷一一六《经史讲义》,《韩国文集丛刊》第265册,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371页。炀帝时刘炫曾指出隋文帝以文书胥吏治天下,但径斥其为胥吏者,在中国文献中却是没有的。与南北朝时期相比,隋朝确实强化了文书治国的倾向,这是中央集权的结果。由于“大小之官,悉由吏部”②魏徵等:《隋书》卷七五《儒林·刘炫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21页。,地方直接听命于中央,文书往来便成为帝国运作的基本形态,文书的风格亦由此成为政治问题。
李谔《上书正文体》这面镜子,折射出隋文帝时代诸相:职官方面,将南北士族纳入新的皇权秩序,强化了宪司对百官的监察;地理方面,通过废郡加大了中央对地方尤其是文化昌盛之区的控制,外州远县成为重点;文学方面,对南方化的文学整体持否定态度,黜华尚实成为时代的文化精神。隋是北朝的终结,由于北朝对汉代政治和文化的继承性,三者共同表现出向汉代回归的倾向。然而,由于文化包容性的缺乏,隋初以北朝的文化身份,来强力打压南朝文化,对于这个新的统一王朝而言,显然会带来新的分裂。后来炀帝重振南方文化精神,绮靡之风又起,但由于反其父之道而行,二朝文化政策缺乏相容性,文质矛盾的最终解决,还要留待新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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