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官地理文学解读李谔上书正文体的三重视野(5)

对于隋文帝的文学观念，不能一味从现代立场批判其专制集权，还需具有“了解之同情”，体察其何以如此。杨氏出身武川镇军阀，所建立的隋朝虽然逐步统一天下，但却是一个基于西魏—北周的政权，以府兵制为基础的军民耕战一体的组织，赋予了其强悍的武力和剧增的财富，亦使其对华而不实、绚烂与腐朽共存的南朝文化充满轻蔑，将其视为以“五教”治天下的破坏性因素。宫崎市定曾把人类的不满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即是“野蛮民族接触文明社会时对自己和对方产生的不满”④宫崎市定：《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张学锋、马云超等译：《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隋文帝“不悦诗书，废除学校”⑤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4页。，他对南朝文化的抵制，宏观上是军事化政权对文明的不满，微观上即表现为反文学的倾向。

李谔对南朝文学的描述，令人印象最深的是“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⑥魏徵等：《隋书》卷六六《李谔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44页。。在隋文帝时代，风云月露是风俗颓败的象征。李谔希承帝旨，从反文学的观念出发，指出了一个被“江左齐梁”遗忘已久的古典世界：

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①魏徵等：《隋书》卷六六《李谔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44-1545页。

现代学者往往藉此将李谔视为唐代古文家的先声。固然，所谓“文笔日繁，其政日乱”的风俗批判，根源于汉代文学传统，但其标榜周、孔的目的首先是政治的，而非文学的，这与齐梁时期主张复古的刘勰、裴子野等完全不同。刘勰《文心雕龙》针对的是晋宋以来绮靡的文风，言“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②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0页。，故有“原道”“征圣”“宗经”之论；裴子野《雕虫论》批评时文轻艳险放，指出其症结在于“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③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四，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873页。。二者的批评都是从文学本身出发，而李谔之论则是借助于政治行为，文学复古并非其主旨，而是其反文学的手段。纵然如此，隋唐之际对六朝绮靡文风的批评，以及中唐之后的古文运动，其根源皆可追溯至李谔上书及其前后隋文帝的文化政策。相对而言，刘勰、裴子野等源自文学自身的复古之论，实际上远不如皇帝的行政干预更为有力。譬如典重法古的裴子野，曾引起萧纲的反批评，言“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④姚思廉：《梁书》卷四九《庾肩吾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1页。，使得裴氏以质救文的努力很快湮没在更趋靡丽的宫体之中；但隋文帝则可通过“宪台执法，屡飞霜简”，最终导致“握灵蛇之珠，韫荆山之玉，转死沟壑之内者，不可胜数”。⑤魏徵等：《隋书》卷三五《经籍志·集部小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91页。宋代叶适论之曰：“隋文一朝诏令，不为偶俪，止叙事实，不尚雕彩，直露情景。《赐高丽王汤玺书》，虽对面语不能及也，文理不足而质实有余矣。李谔之言，岂其效与欠?”⑥叶适：《习学记言序因》卷三十七《隋书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57页。

隋文帝以政令的方式对南朝文学予以打击，当时文人或被动或主动，在批评或自我批评之中，呼应了官方的文化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意见，出于颜之推和王通。《颜氏家训·文章篇》曰：“自古文人，多陷轻薄……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⑦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7-238页。《中说·事君篇》曰：“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⑧张沛：《中说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9-80页。颜之推和王通对南朝文学的批评，皆从文人无行的观念出发，不关涉文学本身的内容，尤其是王通，钱钟书称其“莫非以风格词气为断，不究议论之是非”⑨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3页。，正与隋朝宪台以“风”“体”来弹射文学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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