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官地理文学解读李谔上书正文体的三重视野(4)

李谔对“江左齐梁”的批评，主要针对地方州县的刺史和县令，说明他特别强调对“外州远县”的文化控制，这与隋文帝的地方政策有关，亦反映出李谔对这一政策的积极迎合。上书中提到的因文表华艳而得罪的司马幼之，在周武平齐后与阳休之、卢思道、颜之推、李德林、薛道衡等十八人同时被征赴长安。⑤李百药：《北齐书》卷四二《阳休之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63页。开皇四年为泗州刺史，开皇中卒于眉州刺史。⑥李百药：《北齐书》卷十八《司马子如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41页。按泗州在今江苏泗阳县，南北朝时处于诸国交界之境，曾先后归属北魏、梁、东魏、陈、北周，⑦魏徵等：《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邳郡”条，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72页。正是文化冲突剧烈的“外州远县”。在地方州县之间，原本尚有郡一级地方行政机构，隋文帝开皇三年，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鉴于南北朝以来天下州郡过多，上表请“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十一月，隋文帝“遂罢天下诸郡”⑧魏徵等：《隋书》卷四六《杨尚希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253页。。如李谔所言，次年隋文帝即“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可见其文化政策与地方政策颇有关系。炀帝时刘炫曾对吏部尚书牛弘抱怨中央对地方选官权的侵夺，云“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⑨魏徵等：《隋书》卷七五《儒林·刘炫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21页。。李谔虽与刘炫同出北齐，但却很快认同了隋文帝的集权政治，本传载其任治书侍御史时，曾上奏云“如闻刺史入京朝觐，乃有自陈勾检之功，喧诉阶墀之侧，言辞不逊，高自称誉，上黩冕旒，特为难恕。凡如此辈，具状送台，明加罪黜，以惩风轨”[10]魏徵等：《隋书》卷六六《李谔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46页。，建议削弱地方刺史的“勾检”即监督之权。隋文帝时期尚未像后来炀帝时期一样设置专职监察地方的谒者台和司隶台，当时对地方的监察主要依靠中央委派御史或其他官员巡察州县，观《隋书·高祖纪》可知文帝遣使巡省风俗几成定制；此外地方刺史亦有监察权，可以在朝集时将地方官的考核情况汇报给中央，李谔将刺史“上陈勾检之功”称为“上黩冕旒”，无疑是维护皇权，意欲将地方监察权收归御史台。由此可见，李谔作为隋文帝特意提拔的臣僚，积极响应了隋文帝的地方政策。

三、反文学还是文学复古

李谔提到的司马幼之事件，在文字狱的历史上，也算是一个罕例。罗宗强说：“御史台而主辖文风，实别开生面。中国封建社会文网甚多，然因辞采华丽而须绳之以法者似于此仅见。”①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页。田晓菲说：“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作者不是因为他书写的内容遭到惩罚，而是因为书写的风格。司马幼之是文风的罪人。”②田晓菲：《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3页。这文风，便是所谓齐梁体、宫体或徐庾体。自“风”“体”来弹射文学，只关注写作的体式和风貌，而与内容不发生必然联系，使其较一般的文字狱更为苛酷，标准亦更难以捉摸。当然，隋文帝的文化控制并非泛滥无边，而是有其特定涵义，且有其产生的历史语境。

诏令云“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以“实录”作为文学的标准，且把控制范围从公文延及私著。其一，公文方面，反对以文为笔。文笔之辨是齐梁时期的重要文学命题，或云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或云诗赋铭诔为文、章表奏议为笔，大率以为文学性的文较应用性的笔地位更高。主文和主笔者的论争，刺激了二者的融合，以文为笔渐成风尚，如《文选》所录诗赋之外的文体多属于“笔”，但却以文学性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作为选录标准。隋文帝反对公文渲染“翰藻”，而以“实录”为其要义，但自江左之体风靡北方之后，章表奏议而染骈俪之习者蔚然成风，即如附和隋文帝之李谔，其上书竟亦不免如此。其二，私著方面的禁令，是北周改革文弊时未曾有的，与隋文帝对民间的一系列文化管控有关。据《隋书·高祖纪》，隋文帝开皇元年四月“禁杂乐百戏”，九年十二月诏“郑、卫淫声，鱼龙杂戏，乐府之内，尽以除之”，十三年二月，“制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十三年五月，“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十四年四月诏“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宜加禁约，务存其本”。③魏徵等：《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卷二《高祖纪》(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39页。凡此种种，强力压制了民间的文化空间，至于私家文章上禁绝“翰藻”，则更是不消说的了。其三，隋文帝所谓“实录”，不是以史学的“实录”作为文学的标准，而是在文风上黜华尚实，以“质胜文则野”取代南朝的“文胜质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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