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官地理文学解读李谔上书正文体的三重视野(3)

二、“江左齐梁”的地理蕴涵

从职官角度，可以看到李谔上书正文体，其实质是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行为。这一问题的另一面，是李谔对地方的态度。隋朝继承了北周灭亡北齐之后的版图，又于开皇九年平陈，先后融合东西和南北，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从此走向了大一统。李谔原本为北齐士人，在周武平齐后西赴长安，继而夤缘攀附，成为一统王朝的新宠，他如何认识文化意义上的南方?如何认识帝京与北齐旧地的关系?历史地理便成为审视其人其文的另一视角。《上书正文体》曰：

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①魏徵等：《隋书》卷六六《李谔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44页。

这里所谓“江左齐梁”是从历史变迁层面对文学风尚的描述，李谔所指斥者既然是隋代的文风，便说明南朝齐梁的文风积淀至隋代了。因此，有必要在抽象的南朝背后，看看南朝的因子如何呈现在杨隋这个源自北方的政权之中。

李谔的时代，齐梁早已成为抽象的文学风格，而不再为具体的王朝地域所限，它衍生出北齐、北周、陈三个支脉，又绵延至隋唐，使得政治上的南朝灭亡之后，文化上的南朝犹存。隋代文学的齐梁之风有三个源头。其一，北齐的齐梁之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强力推行汉化，东西分裂后其文化昌盛之区皆在山东，至北齐形成胡汉融合之局。北齐文人模拟南朝文风，最著名者是魏收、邢劭互相攻讦对方偷师沈约、任昉文笔的故事。侯景乱后梁朝灭亡，一批文士辗转迁流北齐，《北齐书·文苑传》载十四人，颜之推、荀仲举、萧悫等八人皆自南入北者。后主时立文林馆，颜之推与北人李德林同判文林馆事，以梁朝《华林遍略》为蓝本撰成《修文殿御览》。隋代文坛的代表文人，多半来自北齐阵营，如薛道衡、卢思道、李德林、孙万寿等，他们将融合了江左、河朔的文风带入隋朝。自齐入隋的刘善经撰《四声指归》，更是保留了大量齐梁声病遗说，成为唐前声韵病犯说的集成之作。其二，北周的齐梁之风。北周所治的关陇地区，魏晋以来迭经战乱，文化残破。西魏时宇文泰执政，苏绰作《大诰》，试图改变魏晋以来的浮华之风，藉复古确立关陇的文化正统，但在攻破江陵之后，梁朝的庾信、王褒等文士羁留长安，江南文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②魏徵等：《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苏绰矫枉过正的改革很快被淡忘，宇文泰之子明帝宇文毓、赵王宇文招、滕王宇文逌等皆成为齐梁之风的追随者。《隋书·经籍志》所载北周人文集凡八种，明帝、赵王、滕王皆宗庾信体，宗懔、释亡名、王褒、萧撝、庾信皆自南入北者。隋文帝不喜文学，而太子杨勇令魏澹“注《庾信集》”③魏徵等：《隋书》卷五八《魏澹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416页。，晋王杨广“属文为庾信体”④魏徵等：《隋书》卷五八《柳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423页。，正是受到北周宗室推重庾信的影响。其三，陈朝的齐梁之风。陈朝继齐梁而立，然因国势艰虞，建国初一改齐梁浮靡之风，文化上尚质非乐，自武帝、文帝至宣帝朝皆然。陈后主即位后，复扇淫侈之习，日与狎客江总等游宴后庭，“雅尚文词，傍求学艺”⑤姚思廉：《陈书》卷三四《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53页。，令齐梁宫体诗沦落至放荡狎邪的地步。祯明三年，即开皇九年，陈朝为隋所灭，宗室子孙多被投边裔，文士除隐居或致仕南归者如江总、徐仪(徐陵三子)、何之元、陆德明等，被迫入关者多任职于隋朝宗王府，为学士或属官，其中隶于晋王广者尤多，如庾自直、王昚、王胄、潘徽、虞绰等，此可见隋文帝灭陈之后旧陈文人仍多在南方。

在这三者之中，李谔所谓“江左齐梁”初看似无明确的地域指涉，但仔细分析，会发现他似有意针对旧齐士人而发。何以云然?自开皇间追摹齐梁文风的社会阶层而言，承自北周的主要是杨勇、杨广等杨隋诸王，作为官僚中流砥柱的军事贵族则无与焉；承自陈朝的主要是旧陈士人，他们大多任职于王府，在江南杨广府邸者尤多，至炀帝即位方进入中央政治集团(至于王室子孙，多被贬黜任边郡县令，但多在隋炀帝大业中)。二者皆关涉隋室诸王，李谔必不当议及，且其针锋所对，主要是“未行风教”的地方“县令、刺史”，而这些人当时大多出自北齐。与二者相较，将齐梁之风带至隋朝的北齐阵营，主要是文人士族，他们在故国灭亡后命运发生了分歧：或在周隋易代之际选择投靠新朝，如李德林、薛道衡、裴矩、郎茂、李孝贞等，李谔亦其中一员；或选择隐居不仕，然因“隋文帝忌惮英俊，不许晦迹邱园”①李百药：《唐故都督徐州五州诸军事徐州刺史临淄定公房公碑》，《全唐文》卷一四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37页。，“寻有诏，素望旧资，命州郡勒送”②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340页。，被迫出仕新朝，其中任地方刺史者尤多。北齐阵营入隋后的分裂，使得李谔上书无形中具有了朋党之争的意味，旧齐士人之间的拒斥，和其与北周、陈朝士人的矛盾相比，表现出更为直接的利害冲突。据曹道衡、沈玉成考证，李谔上书当在开皇六年至八年之间，③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卷五《李谔卒年及请正文体时间之推测》，《曹道衡文集》卷九，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809页。时间上正与隋初控御旧齐文士相合。近年有学者提出李谔上书“契合了隋初统治阶层的文化态度和对山东等地区进行文化打压的政治意图”正是充分考虑到了当时关陇与山东统一未久的历史形势。④胡政：《李谔〈上书正文体〉的再认识》，《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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