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官地理文学解读李谔上书正文体的三重视野(2)

钱钟书认为李谔上书可谓“御史台而主辖词馆文林”，“欲以宪纲制裁代艺苑别裁”，①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51页。视之为政治对文学的恣意干涉，那么，李谔之议是否超越了隋代御史台的权限呢?《上书正文体》曰：

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如闻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②魏徵等：《隋书》卷六六《李谔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45页。

这节文字可注意者有三。其一，李谔希承帝旨，上书迎合隋文帝“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之诏，凸显了御史台作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的性质，体现了开皇时期文化领域中皇权的加强。文中所言开皇四年诏令今已不存，《隋书·文学传序》“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③魏徵等：《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云云，即可见当时御史台响应皇帝诏命弹劾百官的情形，李谔所举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得罪即其例也。④《旧唐书》卷一〇一《薛登传》载薛登于武则天时上疏，其中曰“帝纳李谔之策，由是下制禁断文笔浮词。其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表不典实得罪。于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新唐书·薛登传》节略其辞)，前引郭绍虞书已指出其“殊为颠倒事实”。皇帝强行以政令干涉文学，御史台只是将其作为弹劾的法律依据而已，这是律、令、格、式之外的特别法。隋文帝诏涉及“公私文翰”，是在西魏宇文泰、苏绰以《大诰》之体改革文弊基础上的变本加厉。钱钟书引《史通》为证，指出宇文泰“所‘革’者限于官书、公文，非一切‘文笔’”，而隋文帝诏则是“欲继周太祖志事而光大之，由‘公’文而波及‘私’著”⑤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51页。，将专制的触须延伸至私人领域。其二，文学本不属于御史管辖，但李谔巧妙地把文化问题转换为政治问题，在“选吏举人”的选官制度下弹劾文风之绮靡。隋朝加强了中央集权，建国初即废除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和州郡长官自辟僚佐之制，将选官权收归中央，由此，文章便成为选官的重要条件。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⑥魏徵等：《隋书》卷一《高祖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5页。是科举史上的重要事件，一般认为当时已有秀才、明经的常贡科目之分，秀才科所试虽为策文方略，考核的主要仍是文学之才而非政治见识。李谔上书时岁贡之制或已实行，他批评所选吏职“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而将“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悬为理想的选官标准。从《隋书》本传所载李谔于治书侍御史任上的奏疏来看，他最为关注文化礼俗问题，这些问题似乎不便以法治之，但李谔很善于将其纳入政治的框架之内，除欲以选官革除文弊之外，其上书导致“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⑦魏徵等：《隋书》卷六六《李谔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44页。的制度化亦是一例。诏令使李谔的奏文成为制度，对世风的批评成为约束百官的铁规，皇权加强下的御史台政务，由此具有了“整风”的性质。其三，李谔沿袭了南北朝“风闻奏事”的传统，企图以文字狱的手段整顿文风。“风闻奏事”是指御史台长官不必根据任何书面告发材料而据风闻以奏劾的制度，亦偶有尚书仆射风闻弹事者，盛于晋宋至唐开元间，其后则罕闻之，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考证甚详。⑧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补订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80-282页。南齐时沈约任御史中丞而上《奏弹王源》，“风闻东海王源”⑨萧统编：《文选》卷四〇沈约《奏弹王源》，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62页。云云，便是文学史上“风闻奏事”的显例。李谔言“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看似担忧打击面太大而否定了“风闻奏事”之举，但令诸司搜访文章华艳者而凭具状以弹劾，与无需证据的“风闻奏事”又有多少区别呢?综上，李谔上书虽未超越但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御史台的权限，变文学问题为政治问题，通过法律手段，为隋文帝的文化集权政策铺平了道路。

文章来源：《热带地理》 网址: http://www.rddlzz.cn/qikandaodu/2021/0714/9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