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汉语的历史地理分布及相关问题试探(7)

云南在1949年12月解放以后，汉语在云南边地因移民而扩散的因素降低，但通过入学教育以习取汉语的力度在增大，至今汉语的影响已遍布全省，成为滇域各民族交流的共通语言。云南解放以后，20世纪50至80年代，随着国家对户口的管理加强，“使内地汉族人口特别是汉族移民自发迁入边疆的活动处于停滞状态”，[23](P64)有限的移民主要是因应云南经济建设的需要，由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1953年初，林业部决定在云南红河、西双版纳、德宏等热带区域进行橡胶引种试验，先后接收转业军人、垦荒青年、下放的干部居民、湖南等内地支边移民近10万余人，由于移民和人口的自然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地区的人口有了较大增长。据1953年人口普查，德宏40.2万，西双版纳22.61万，红河州170万，到1982年人口倍增，德宏州74.99万，西双版纳64.64万，红河332.05万；[27](P118)民族构成上，“许多传统的民族自治地方，汉族的人口比例有了较大提高”，[23](P68)例如西双版纳的汉族人口在1952年仅1.7万人，仅占总人口的2.6%，1983年增加到19.17万人，已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因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农民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和行动，特别是身份证的使用，为人口的流动创造了条件，但因云南地处边疆，这一时期移民进入云南的汉族常住人口不多。大体上，云南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汉族移民边地的数量相对来说比较有限，但汉语在云南却基本上得到了普及，究其原因是国家在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的同时，提倡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使得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在云南相得益彰，彻底变过去历代的强制汉化为如今的少数民族主动习得，滇地各民族学习汉语以追求自身素质的提升已成为内在共识，以致在云南普及了汉语。

据以上分析可知，汉语自民国至今在云南的普及，移民显然已不是主要因素，教育的普及和少数民族主动习取汉语以提高知识文化水平才是其内在的主要动力。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在云南边地设置学堂，利用减免学费、免除户捐等系列优惠条件，吸引少数民族学生入学，期待通过学堂教育渐进式引导边地文化的变迁，但“由于多种因素限制，教育并未收到预期效果”。[26](P56)新中国成立以后，云南包括边地在内的民族聚居区，以民族自治州(县、乡镇)的形式纳入国家统一行政管理，并积极兴建学校，普及义务教育，根据国家政策，不断修订和完善符合云南地方实情的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在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的同时，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应当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教学语言文字”。*云南根据国家政策，2004年通过《云南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条例》，2013年通过《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从而使少数民族语和汉语相得益彰，让其各自得到应有的使用和发展空间。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府组织各族人民历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云南边地在教育方面基本普及了普通话，汉语方言也在普通话的教育普及中，以地缘渗透的形式扩散进入边地，故今云南边地各民族日常主要交流语言已是云南官话。

(四)明清以来云南官话的边地扩散与地域特色的凝练

明清以来，朝廷一改过去对云南以“羁縻”为主的政策，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方式经营云南。普安连接湖广大道的开通和维护，使得汉族在明代以驻军为主的形式大批量进入云南屯垦，至明中后期汉族人口在云南已超过土著少数民族，汉语随移民被带入云南并成为主要的交流沟通工具，迁入的移民汉语方言在相互影响(甚至和少数民族语言也有接触融合)中，至迟于明中后期形成了较为通行的云南官话。因东西向普安大道的开通，云南在明代以来的移民原籍主要为湖广江南一带，故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对云南官话的影响最大，这已得到学界的证明和认可，因此，可以说云南官话是江淮官话方言在滇域的延伸演变类型。经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改土归流，汉语在云南逐步向边地扩散，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纳入统一的行政管理范畴，在实行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的政策下，认真开办学校，积极推行并普及教育，追求更好的生活成为人民的主动需求，故汉语基本普及到了云南边地区域。

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官话在清代进一步凸显了自身的特征，即其以能分中古泥母(n)和来母(l) 为特点，而显示了自身在西南官话中的特色。有意思的是，云南官话的这一特点并不是自身演变突显出来的，而是泥来母在清末民初，在同属西南官话的蜀黔鄂等地区演变而合流，以致其两分的特点在云南官话中被凸显出来。明代反映云南官话音系的《韵略易通》(1442年)中泥来母就是两分的，这一两分型的格局至今延续。明末郝敬《读书通》(1623年)反映的湖北京山话，其“泥来母不分，不论洪细全部混同”，[28](P10)清初美国传教士英格尔()记录武汉话的《汉音集字》中泥来母也是不分的，属全混型；明末清初李实《蜀语》(1674年)记载当时的四川遂宁话“[-l]与[-n]为两类不同的声母”，[29](P29)但如“攮音朗”等少数例子表明这两个声母在四川话中已开始出现混同的端倪，据清末英国传教士钟秀芝(Adam Grainger)著的《西蜀方言》(1900年)和民初加拿大传教士启尔德(Omar )著的《华西初级汉语教程》(1917年)记录的是成都音，二者均反映了清末民初的四川话“中古泥娘母和来母的洪音字已经没有区别”，[30](P56)细音仍读母，属半混型。据研究，“中古泥来母在西南官话中自西(如云南等)向东(如湖北等)呈现出由分到混的地理分配格局和演变态势，中部的四川、陕南等半混型属于过渡区域”，[31](P88)即四川主要为半混型，贵州和湖北主要为全混型(鄂地混为n，黔地混为l)，云南官话则自明代伊始泥来母就是两分型。因此，自中古泥来母至迟到清末在四川、贵州演变合流以后，云南官话就以泥来母两分而在西南官话中别具一格，成为名副其实的云南地域性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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