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汉语的历史地理分布及相关问题试探(6)

清代的“改土归流”与明代不同，清代变明代的“屯田制”和“庄田制”为“私田制”，汉族大量移居边地，进一步改变了边地的民族结构，扩大了汉语的交际范围。明代是屯军镇戍，集团移驻，世袭首领在各地拥有大量庄田，土地为世袭首领和田庄主所有，汉民多依附首领土地，人固其地，不能随意迁徙。清代废除明代所遗屯戍田和庄田为私田，规定“凡过去耕种庄田的汉、白、彝族农奴，交出一定的地价之后，便获得土地的私有权，自身也就成了自由农民，直接对官府负担田赋和徭役”，[2](P171)明代以来落籍云南的汉族由此变为自由身。清代改土归流的同时，让“汉族移民随即迁入，他们也应在各营讯、哨卡从事农业生产”，[18](P169)鉴于历经明代屯田以来，坝区和交通要道已被汉族占据且人口膨胀，故清代汉族以自身的文化和技术优势大量向边地迁移，购置边地夷民土地而落籍。据《清宣宗实录》记载，乾隆二十年(1757年)至嘉庆元年(1796年)，原边地各土司庄园土地“有典出十分之七八者，有典出十分之三四者，夷人无田可耕”，以致永北(今华坪)傈僳族提出“驱逐汉民地主，夺回夷人土地”的暴动反抗，汉族移入边地的人数和规模由此可见一斑。清代移民“随改土归流的进行，向云南东北、西北和南部的山区推进”，[18](P170)据统计，至清嘉庆、道光之际，移入云南开化、临安、元江、广南、普洱、景东、镇沅、丽江、昭通等边地的汉族人口总计约230万，丽江、普洱等多数边地移民人口超过土著，过去元代汉人住城市，明代主要住在坝区，至清代这些靠内的地区已难以容纳且人口膨胀，故清代则山险荒僻之处多有汉人居住，且边境莫不有汉人踪迹，至此，云南基本上整体汇入了汉文化的发展主流，汉语自然也就随着汉民族向边地的迁移而不断向边地扩散，汉语从此成为云南区域内的共同语。

清代的移民以内源式移民为主，外源式移民为辅，这保证了云南官话的延续性和一致性。据研究，清初绿营兵从外地募兵进入云南比较有限，连家属算在内不超15万，移入边地的外省流民共约45万，[18](P170)以黔、川、湖广、赣、浙等籍为主，如广西州(今泸西)接纳湖广和黔民，普洱府多四川人等，合计外籍移民占不到移民总人数22%，加之移入的黔川楚籍移民，其语言本就属西南官话，其他外省移民较少，故对明代业已形成的云南官话影响不大，即便有少量粤赣籍移民进入，也很快被云南官话所同化，如广南的杨柳树“客家话”，除称呼外语音已与云南官话趋同。云南在清代近80%的边地移民是滇域的内源式移民，因随明至清的发展，云南并未发生波及全省的大战争和严重天灾，故明代屯兵以来的坝区和交通沿线的人口饱和且膨胀，故随着清代改土归流的深入推行和对移民政策的放松，大批汉族便移入边地，如滇西的临沧地区在雍正年间就有楚雄、石屏人迁入，据《元江府志》(卷九)记载，滇西南的元江、普洱两府系收黔、安、建水、石屏、新兴及川、广流寓入籍，滇南地区的“汉族也多在清代中后期迁入”，[23](P46)移民主要来自石屏、通海、墨江、元阳等，滇东北昭通的移民主要来自曲靖和陆良等，甚至清廷设置的营讯、哨卡以及派镇各地的官兵也都基本是在云南就地招募。因此，清代的移民主要是内源式移民，少量的外省移民也多以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籍为主，故云南官话在清代一直延续着明代的语源和特点，这在清代边地移民的背景下，从源头上保证了云南官话系统的历史延续性和稳定性。

(三)民国至今江外边地移民与汉语的推广普及

民国时期，云南军都督府为强化对边地的控制，在李根源等人的建议和推行下，对清代于滇西澜沧江以西的江外六版纳、怒江一带尚保留土司制度的地区进行“改土归流”，通过积极开办学校，构筑打通邮道，传播汉文化，为扩散汉语在边地的影响提供了空间。

20世纪中前期，国民政府采取强制激进和怀柔融合两种不同的差异性措施，对边地土司进行改土归流。怒江上游和独龙江地区时称怒俅，清末民初，高黎贡山西部发生英军入侵片马的事件，1912年李根源受命经营怒江，他随即把怒江分为知子罗、上帕、菖蒲桶三个殖边公署，并“以兵威迫令改土”，[24](P491)以致有“少量汉人因仕宦、戍守陆续进入怒江”，[23](P49)同时协调分化当地土司，争取民心，以致政局日渐稳定，针对怒江的设流用的是强制激进措施。澜沧江以西的怒江下游、德宏、西双版纳一带实施怀柔融合政策，即“不遽设县治，改行土流”，兴教育，抚土民，以达到“举内政而敷布之，不必改土司之名，而已举郡县之制”的效果。[24](P491)德宏边地和怒江中下游由李根源负责，西双版纳由柯树勋协调，他们在地方兴办学校，鼓励汉夷通婚，“无论汉民夷族，均需平等看待”，[25](P491)民国政府为强化沟通融合，“在车里、怒江等地修筑交通，沟通边疆与内地往来”，[26](P56)开通保山至怒江的邮路，在西双版纳的车里和倚邦等地增设邮局等，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汉文化的传播。民国对云南边地的“改土归流”是明清“消除土司制度”政策的延续，并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但因内存纷争外有侵略的国内外环境局限，民国时期的改土归流进行得并不彻底，为共同的利益，土流相依，以致“最终形成土流并治的局面”。[26](P57)民国改土归流的目的是稳定对边疆的统治，明清以来一直实行“迁汉填夷地”的政策暂居其次，故当时汉族移民边地的数量有限，也正因如此当局才鼓励边地汉夷通婚。民国改土归流的政策虽然执行得并不彻底，但其削弱了土司的影响力，“为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根除土司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6](P58)特别是民国当局在边地开办学校，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少数民族入校学习，组织夷民赴昆参观，开其眼界以渐进文明，设置邮政并开通邮路，以加强与内地的沟通联系等，民国政府的这些措施从客观上宣传了汉文化，无形中促进了汉语在边地的扩散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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