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汉语的历史地理分布及相关问题试探(5)

即使这样，云南在明代尚有近一半的土地上缺少足够的汉族移民，以致到清初仍是“兽居鸟语之域”，[19](P10)“蛮语难通”之地，[20](P8)这些地方一般是比较靠边的府州以及“三江之外”的羁縻土司所辖区域，即使上述所言通行汉语的12个府中，在其临边辖有土司的地州(县)里仍然具系“夷方”，并非全境通行汉语。按照天启《滇志》(卷六“赋役志”)记载，有广南、元江、丽江、永宁、镇沅共5府全境具系“夷户”；此外，尚有7府所辖14州(县、司)亦为“夷方”，即滇南的临安府(新化州、新平县、峨眉县)和广西府(师宗州、弥勒州、维摩州)，滇东的曲靖府(亦佐县、沾益县、罗平州)，滇西的楚雄府(嘉县)、大理府(十二长官司)、鹤庆府(顺州)、永昌府(凤溪长官司、施甸长官司)。至于其他如孟艮府、孟定府、威远州等御夷府(州)和车里宣慰司、勐缅司等土司所辖的“江外”边地，朝廷延续历朝的“羁縻”政策，更是当地夷蛮民族的自治区域，极少有规模性的汉族移民进入。因此，以上这些“化外”之地，虽早就纳入朝廷的视野或管理范围，但因地趋边地，难以施行内地化管理，只能以“羁縻”为主(或土流兼治，以土为主)，故没有大批量、规模性汉族移民进入的条件，即使有少量汉族进入也很快就会被夷化，影响极为有限，例如丽江在明代“其地土人皆为么些(纳西族)，汉人戍此者，今皆从其俗矣”。[21](P2226)明代这些“江外”边地夷方区域，地广人稀，且夷蛮时有叛乱，这给随后清代在云南的“改土归流”及其带来的内源式移民创造了条件，汉语也因此而在明代之后有了进一步扩展的空间。

(二)清代的边地移民与汉语的扩散分布格局

清代的汉族移民和汉语分布主要体现为向边地扩散的特点。明代汉语在云南主要分布于靠内的州府，它是朝廷有意识地移民分布屯戍而促成，至清代，后续移民入滇和云南内部人口的流动，主要是向边地迁移，汉语也因此而体现出“由内而外”的扩散式分布格局。

云南在有清一代并未发生波及全省的大战争，地方性局部叛乱也很快就被镇压，故明代已有的汉语核心分布格局并未受到影响，清代在此基础上通过镇压和深入推行“改土归流”等政策，使移民不断向夷蛮顽固边地推进，汉语的影响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滇东南地区，广南府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开化府于康熙六年(1667年)、土富州于雍正八年(1730年)分别设置了流官，以致楚蜀黔粤等地的汉族移民涌入，“视瘴乡如乐土”，据道光年间的统计，当时这里半数左右的人口均属汉族移民，[22](P327)彻底改变了过去“不过蛮獠沙侬耳”的夷地民族的格局。滇南的元江和普洱两府，清初尚“俱系夷户”，元江府在清兵入滇时曾率夷部抗清，朝廷镇压后即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废除元江土司而设置流官治理，随后宁州(今华宁)、习峨(今峨山)和蒙自于康熙四年(1665年)、阿迷州(今开远)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威远(今景谷)于雍正二年(1724年)、普洱于雍正七年(1729年)也“改土归流”成功，在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下，在“滇南的元江、镇沅、普洱、威远、茶山、车里等地，分汛防守”，[1](P112)故汉族移民也就随即迁入这些地方，百数十年之后，汉族已与夷人相当甚至超过夷人，以致原滇南夷地“风俗人情，居然中土”。根据清《普洱府志》记录的统计，普洱地区的汉族移民占全部人口的54%，超过土著夷户；清《元江府志》指出元江地区，江左、黔、川、楚、陕各省居民“家于斯焉，于是人口稠密，田地渐开，户习诗书”；清《威远厅志》说当时威远汉族移入较多，以致“夷人渐染华风，亦知诵读”。清代把明洪武时期分给四川管辖的滇东北东川、乌蒙、镇雄重新划归云南，在东川、乌蒙设府，芒部设州，废除沾益土司，设置流官，并在乌蒙派总兵镇守，为填实夷地、变易倮习，“迁徙云南、曲靖二府之民至昭填籍”《昭通县志稿》(卷六氏族)，强化了中央对滇东北一带的实际统治。滇西地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剑川和鹤庆废土设流，丽江也在雍正元年(1723年)设置了流官，结束元代以来的木府土司统治，同时改设流官的还有姚安，后永平于雍正二年(1724年)、镇沅于雍正五年(1727年)也改设流官治理，随后于雍正七年(1729年)把澜沧江下游以东思茅等江内六版纳归流普洱府。至此，除澜沧江以西的江外六版纳仍归土司管理外，云南其他地方的改土归流已基本完成。清代的改土归流和“迁汉填实、以易夷习”同时进行，故汉语和汉文化在清代不断向边地扩散，影响较为深远。

文章来源：《热带地理》 网址: http://www.rddlzz.cn/qikandaodu/2021/0518/7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