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汉语的历史地理分布及相关问题试探(4)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出30万大军自南京出发征滇，明军以绝对的兵力优势进入云南，至洪武十五年(1382年)，就基本平定了云南全境。此后，明王朝为有效控制云南，推行“以夏变夷”的政策，于是在交通要道和行政主要地区，实行了以卫所留戍为主的“军屯”制度，要求军事屯田的士兵，必须有家室同行，成为军户，这样就使得内地汉军携同其家属在明代随军大批量移入云南并定居下来，家庭及集体驻军的形式，削弱了汉族被“夷化”(如通婚等)的概率，强化了汉族群体及其文化的影响力。据统计，明代“从中原迁徙了近200万汉族人口进入云南”，[13](P265)汉族至迟到明末已“超过了所有土著民族的总和”，[1](P111)已成为当时云南的第一大民族，这对云南地方官话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据研究，明中后期反映云南本地方音的两本韵书，即兰茂《韵略易通》(1442年)和本悟《韵略易通》(1586年)的出现，标志着具有地域方言特征的云南官话已渐趋成型。[14](P3)

根据记载，明代的云南移民来源并不一致，五方杂处，语言也必然各异，云南官话的形成势必以某种强势的汉语官话方言为基础。云南“元末明初的移民主要来自陕西、四川、湖广、江西以及南京等地，沐英部队中还有相当的山西、河北、河南士兵”，[15](P77)如洪武十四(1381年)年平定云南时的30万军队主要来自南京，多为江南湖广藉移民，洪武十九年(1386年)迁湖广长沙卫人充实北胜州(永胜县)并设置为澜沧卫；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年(1387年)曾多次调集各地军民迁入云南：八月调四川都指挥司2500人到云南品甸(今祥云)屯种，九月调湖广官军人征戍云南，十月要求湖广常德、辰州二府军民家庭以“三丁抽一”的方式往屯云南，并调山西、陕西8900人到云南屯戍，并于次年(1388年)发河南祥符等十四卫步骑军人往征云南;[16](P16)；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再“征湖南辰阳兵5000人到平夷卫(今富源)屯田”[2](P138)等。从这些移民记载可知，明代云南有多个移民来源，但来自官话方言地区的主要是两个，其一是黄河流域的中原官话区(如山西和陕西等)，另一个是长江流域的江淮官话区(如江南湖广一带)。鉴于明初的政治中心在南京，江南湖广一带与云南因长江而体现出“一衣带水”的关系，而普安连接湖广的大道从元代就已开通，成为内地移民云南的主要交通要道，故东西向的交通极为便利，同时结合移民数量来看，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湖广一带的移民数量显然在云南的移民中占据绝对优势，因此，云南官话的语源基础应是江淮官话，这一点辅以语音对比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语音对应规律是判定方言之间是否同源的有效方法之一，江淮官话与云南的官话的入声调均不分清浊合为一类(如“释石”二字，昆明话同读阳平31，南京话同读s5；中原官话则会因声母的清浊而分化)，中古精知庄章组的分合格局同属“南京型”(中原官话则属“济南型”)，*南京型是“庄组三等(除止摄合口和宕摄)、精组与庄二知组(除梗摄)章组二分”，济南型是“知庄章组与精组二分”，以昆明话为代表的云南官话属南京型。(牟成刚《中古精知庄章组声母在西南官话中的今读类型与层次演变》[J].中国语文研究，2010(2)：11-22，第16页)前后鼻音in/i和n/彼此混同(如“音英”二字，昆明话读í44，南京话读i31，而中原官话则是分读不同的音)等等，这些语音对应情况显示云南官话和中原官话相去较远，而与江淮官话则十分近似，故依移民和语音对应规律来看，云南官话形成的语源基础应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当然了，明代移民中也有江西、四川等地的移民，可与江南湖广的移民在量上不能相比，加之四川南下的少量移民也是明代入川的军队或当时“湖广填四川”辗转而来的江南人，仍属湖广江南方言区，故内地其他地区的移民方言并不会影响江淮官话方言对云南官话形成的源头主导作用。云南官话的形成源头是江淮官话，它是以南京为代表的江淮方言向西“移民”云南后继续演变的结果。

云南官话在明代于云南的分布并不平衡。明代，中央朝廷大规模移民云南的目的是“镇戍军镇重地、控扼交通干线和加强边疆防务”，[15](P75)故朝廷会因交通要冲差异、地理环境优劣以及民族政治关系等予以有侧重点的移民屯置，从而使得云南的外来汉族移民呈现出“空间上分布不平衡、时间上不同步的特点”。[17](P171)明廷为更有效地控制云南，结合滇地实际，明初就采取“改土归流”和土官制度并存的治理格局，明令“三江(澜沧江、怒江、元江)之内宜流不宜土，三江之外宜土不宜流”，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按万历《云南通志》(卷七“兵食志”)的记载，到“明代中后期云南都司领有20卫、3御、17个直隶千户所，共有131个千户所建制”，[15](P75)以汉军屯置镇戍的形式分布于控扼重地及各坝区城市。滇东是东西向的普安大道和南北向的乌撤道交汇要冲，且有曲靖、陆良、昭通等坝子的分布，军事位置极其重要，朝廷安置了曲靖、平夷、越州、陆凉共4个卫、17个千户所(含1个直隶千户所)镇戍，汉族移民基本覆盖了滇东一带；滇中是政治经济中心，设有云南左右前后中和广南共6个卫、46个千户所(含7个直隶千户所)，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中地区是当时汉族移民人口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滇西地广人疏，散布有楚雄、大理、大罗、洱海、蒙化、永昌、腾冲、澜沧、景东共9个卫(另有鹤庆和永平2御)、67个千户所(含7个直隶千户所)，洱海周边是其分布中心，控扼大理、永昌至腾冲的交通要道，澜沧卫、鹤庆御深入滇西北；滇南仅有临安1卫(另有通海1御)、9个千户所(含2个直隶千户所)，军屯移民仅至建水、蒙自区域。综合卫所的分布情况来看，滇中、滇东基本覆盖汉民族，滇西的汉民族主要分布于以楚雄坝子、永昌坝子(延伸至腾冲)和洱海为中心的地区，滇南集中于临安府的中西部和广西府的西部一带。据此可以看出，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区主要分布于云南靠内的19府2州中的12府1州”，[15](P76)其驻军大体分布于“北部和中部，即保山、顺宁(今凤庆)、云州(今云县)以东，元江、建水以北，乌蒙东川以南的地区”，[18](P164)可推知在这些汉族移民屯田聚居靠内的府(州)区域里，通行的语言自然是汉语。其中，滇中的汉族分布密度最大，汉语也是最早在这一带产生影响并辐射开来的，当时五方杂处，汉族移民方言不一，形成共同的地域性官话方言成为客观需要，政府开办教育，习取文化礼教、追逐科举功名是为内动力，因此，滇中这一区域在明代最早出现学习官话的韵书，如嵩明人兰茂的《韵略易通》(1442年)、通海人葛中选《泰律篇》(1618年)等均出现在这一区域，云南官话即以滇中这一带为中心而混融形成，其成型后迅速向其他汉族聚居屯戍区辐射扩展，而最终成为云南区域性通用语言。明代，汉语在云南随移民主要分布于云南靠内的屯戍地区，当时“云南布政使司二分之一的面积上有汉族移民分布”，*明代靠内十九府是“云南、武定、寻甸、曲靖、临安、楚雄、姚安、大理、鹤庆、蒙化、景东、澄江、广南、广西、永宁、顺宁、丽江、镇沅、元江”，两州是“北胜州、兴化州”，当时汉族移民聚居于除后七府之外的其他十二府和北胜州。但这里所说的汉族聚居其实是相对的说法，因为靠近“三江”的边府(或外府)有些下辖有夷治的土司，如临安府的汉族就主要聚居于建水趋北至通海靠近滇中一带，其下所辖九个偏南和偏东的长官司仍是土司自治，故当时今蒙自以南和文山所辖地带仍是夷人聚居区域。故相应的这些区域的通用语言已不可能是当地某一夷语，而应该是融合形成的地域性云南官话。

文章来源：《热带地理》 网址: http://www.rddlzz.cn/qikandaodu/2021/0518/7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