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汉语的历史地理分布及相关问题试探(3)

唐宋之后，元蒙出于在蛮夷腹地“制兵屯旅以控扼”的目的，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在云南大规模进行军民屯田。然而，在元代的军民屯田中，绝大多数是云南本地少数民族，据史料统计，汉族因军屯迁至云南的人数最多也就是六千左右。鉴于元代汉族迁入云南的人数有限，加之这些有限的汉军还多与蒙古军、爨僰军等共同屯田戍守，故汉语在元代不可能成为云南大范围内各民族的通用语言。但元代因军事需要，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首开东西走向的普安大道(或称“滇黔驿道”)，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北南移民走向，它对明代及之后的云南汉族移民及当地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分布格局，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三)宋元及之前云南汉语的分布特点与川蜀方言的影响

云南汉语在宋元之前，主要呈点状分布于交通沿线的管辖要地，可因这一时期“夷多汉少”，故汉语多被夷化或融合，其中又以融合为主，汉语正是以融入夷语的方式保证了自身的存在，并维持其在云南主体语言中的影响力。滇东偏北一带(今曲靖、昭通)是受汉文化影响比较早也是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由此向西的滇池(昆明)是一个据点，楚雄、大理和永昌(今保山)又各是一个点，这些相互隔离的点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较深，汉语也在这些地方得以小范围使用，可夷人在当地一般都是割地“分而治之”，以致点状分布的弱势汉语在当时难以连片，汉语的扩张势头被限制；此外，中央在这一时期，针对云南的政策主要是保障蜀地后方安全，让云南“治而不乱”即可，故汉族在这一时期的移民人数非常有限，少量的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多被夷化，处于弱势地位的汉语也多与夷语融合，这样一来，汉语在当地的内源扩张力就受到限制，但却以此保护了自身的存在并维持其必要的影响力。

汉语在云南于宋元之前虽多被当地少数民族夷化或融合，但并没有消失，甚至可以说，汉语正是以夷化融入少数民族语言为载体，保证了汉语在云南的存在并焕发出另一种生机，而得以继续扩大其影响，这一点在白语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白族“语言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古汉语词汇”，[8](P22)可以看出汉语词汇在白语中已占主流，这其实已经不再是夷语融合汉语这么简单的事情了，罗常培就认为白语是“夷汉混合语”，[9](P216)郑张尚芳更是指出“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10](P19)如“古无舌上音”“古无轻唇音”“尖团音分两类”等中古以前的语音现象在近现代汉语官话中已很少见，但在白语中仍大量存在，至于“鸟雀曰隹、蛇曰它、牛羊之属曰特、睡曰寝”等则属于古语词的遗留。据此看来，云南于宋元之前的汉语不是没有地位，而是通过与白语等夷语融合隐藏来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中原王朝在宋元之前，主要是以川蜀为据点而治滇，南北向交通路线的构筑，决定了云南在这一时期内的移民原籍主要为四川人，故古蜀语在这一时期对云南汉语的影响最大。如水富、绥江等方言点的入声调为独立的中平调，这是元前四川南路话的典型特点。*四川南路话是元末以前四川本地汉语方言的后裔，主要分布于岷江以西以南，保留独立入声调是南路话的共同语音特征之一。(参见周及徐：《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载《语言研究》，2012年第3期第65～77页。)大理洱海周边如大理、下关、鹤庆、剑川、云龙、洱源等地存在入声调，黄宗谷称之为“土著汉话”而与“云南官话”相别，他明确指出“洱海地区的土著汉话，就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白蛮鸟蛮、汉人等各族人民交际的工具”，[11](P60)这无论在时间和特点上都与四川南路话基本相符。根据以上语言例证，辅以交通移民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在宋元之前，中原王朝主要越秦岭经巴蜀而治滇，所以，受其影响，云南当时土著汉语的来源主要是古川蜀汉语。

二、明清及之后的东西向移民与云南官话的分布格局

(一)明代云南官话的语源基础及其地理分布特征

云南夷汉民族结构的改变是在明代。元代及其之前云南的民族是“夷多汉少”，汉语在云南主要体现为夷化与融合；明代及其之后，内地大规模移民入滇，云南自此“夷少汉多”，汉语成为强势语言，并在与夷语及方言的接触影响中，逐渐形成具有地域特征的云南官话。

明在云南基本沿袭元代的交通格局，鉴于都城的南移和北迁，进一步强化了“普安大道”的西东向沟通作用，此道“从昆明往东至曲靖，东行入贵州普安，经贵阳出湖南转内地各省”，[12](P148)其自元明始即为云南进出内地的咽喉要道。普安大道的开通和地位的强化，改变了宋及之前朝廷越秦岭过蜀入滇的“北南向”移民和管理路线，使云南自此与内地呈现出“西东向”的交通管理格局，以致有明一代，因军事屯戍的需要，以湖广江南籍为主的汉族沿此道大量移入云南，而这批移民所带来的汉语即为今云南官话形成的语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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