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通泰地区文化史略及其与方言特征的关系(3)

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杨吴、南唐先后割据江淮与江南，招徕四方之士，以致大量移民涌入。这一时期，通泰地区设立了大量郡县，亦从侧面反映出人口的大量涌入。《嘉靖惟扬志》卷二载：

五代杨吴始置兴化县属扬州。南唐属泰州。

吴武义间分置如皋场，属扬州。南唐保大十年，复升(如皋)镇为县，属泰州。

泰兴县本隋与唐泰州海陵县志济川镇，南唐昇元三年始析置县。

南唐建为泰州，割盐城、泰兴、如皋、兴化属焉。

南唐置静海都镇置制院。

可以看出，在杨吴、南唐时期，通泰地区有新县析置(泰兴、兴化)；原有的行政单位因为人口增多而升级，泰州成为“州”，如皋由“镇”升为“县”；甚至唐代成陆的南通地区也有了建置，显德五年(958年)，从静海都镇制置院升静海军，不久改为“通州”。唐末五代的移民迁入，是通泰地区人口、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南唐时，泰州“为膏腴之地，邦赋最优”。自此后，通泰地区的行政区划未有大的改动。从地域、人口的角度看，真正意义上的“通泰方言”形成于唐末五代。

靖康之难后，宋室南迁。这一时期，淮扬一带往往成为战场，通泰地区因不是通都大邑，也不处在交通要塞，相对较为安定。建炎三年(1129年)，朝廷将避乱扬州，来不及南迁的宗室疏散到泰州和高邮军(治今高邮)避难。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人第二次南下，完颜亮攻陷扬州，部分豪门巨族逃往泰州，“淮东子女金帛逃在泰州”[注]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事略三。。淳熙二年(1175年)，徐子寅在扬、楚、泰等五州军招募到近七千归正人(宋代称沦于外邦而返回本朝者)垦田。叶义问奏议“通泰州密迩盐场，利源所在，见有忠义寨三二万人，西路流民所聚，正可招募，以壮军声”[7]。景定元年(1260年)，(蒙古军队)李璮降宋，(南)宋将淮河以北涟水等三地居民迁至通、泰二州间。从移民来源看，主要是北方移民和原来的淮南土著。通泰方言现存的语言特征里，“儿尾”读为[r]；侯韵主元音为e，其早期形式为eu；语法方面有并列连词“同”、名词词缀“子”等特征，与杭州方言一致，都是汴洛一带方言的特征，由宋代移民南渡而来。

第三次大规模移民在元明、明清之际。关于移民的来源，民间广泛传说来自苏州阊门。通泰地区部分家谱也有载，如“丁氏一世祖伯六公，元末为避兵祸，率丁、周、严、黄四家族数百人，由苏州阊门迁至如皋西南乡开垦江安沙洲。”[8]曹树基考察家谱及地方志，发现传说与记录有许多不符的地方。如明代兴化李思诚在《陆氏家谱》序中说：“吾邑开创以来，土著绝少。家于是者，大都从他郡移徙……”，说移民从“他郡”而不说苏州，可见移民的原籍并非苏州一地。民国《泰兴县志》卷二四：“试征诸氏族谱牒，大都皖赣名族，于元明之际迁泰。”[9]实际上，通泰地区的移民大多来自苏州府及浙北地区，江西、徽州移民次之。南来移民因在阊门聚集再渡往江北，这种集体记忆诱其将祖籍附会为苏州阊门。

南通地区在明代初年的移民活动中与淮扬一带的情况不同，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崇明岛上有2 700户，约合13 500人迁入通州(治今南通)、海门。这批吴语移民人数众多，无疑对南通地区方言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南通方言“蟹假果遇摄”和北部吴语一致，均有“ai>a>o>u”的音变链移，而这一音变发生的时间大致在元末。从该音变发生的时间和地域上的连续性看，我们很难说南通方言的音变与这批吴语移民毫无联系。

四、结论

本文尝试从非语言因素看待交界地区人文地理与方言地理之间的关系。就通泰方言而言，长期的地理隔绝使得南通话与通泰其他地区方言区别开来，独立的行政区划和明清时期不同类型的移民，强化并维持了二者间的差异。但自唐直至清末的淮盐产业，使得通泰地区各地交通无碍，并形成以扬州为中心的经济区，区内语言保持一致。因此，虽然南通话与通泰其他方言在语音音值上不同，但从语言结构及演变规律来看，与通泰方言整体特征一致。不同时期的移民对方言的影响不同，特别是明清时期，通泰地区接纳了大量吴语区移民，不可避免会带入吴语成分。

学界一般认为，通泰方言中的吴语成分是语言底层的保留，如果将外部文化因素纳入考虑范围，或许会让我们从语言接触的角度重新考量通泰方言和吴语的关系，特别是南通话的吴语特征，是接触引发的外源层次，还是原有底层形式的共同保留？这对于我们考察交界方言的演变亦有启发意义。交界地区方言特征往往具有过渡性和跨界性，我们应将人文地理因素纳入语言演变的考察范围，充分考虑语言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趋同和离散力量，以更好地探讨交界方言的形成与演变。

文章来源：《热带地理》 网址: http://www.rddlzz.cn/qikandaodu/2021/0512/724.html